资治通鉴开篇的纪年方法

介绍

《资治通鉴》是司马光编撰的一部 编年体 通史，历时 19 年而编撰完成。全书分为 294 卷，约三百多万字，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 403 年），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959年），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 16 朝 1362 年 的历史。

《资治通鉴》按照朝代先后的顺序，比如讲周朝的部分叫《周纪》、秦的部分叫《秦纪》。

每一个“纪”包含若干卷，比如《周纪》有五卷，那么就是《周纪一》、《周纪二》，以此类推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由政治家操刀，意图在“资治”的编年史，一开始就是以儒家意识形态的角度，开宗明义地讲国家最应该有的诉求：稳定。

从编年体的角度，《资治通鉴》是接着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来写的。

《春秋》是在鲁国角度，从鲁隐公元年（前 722 年）开始，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（前 479 年），这是孔子去世的时间。

《左传》作为《春秋》的补充读物，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前 468 年），交代了鲁哀公的人生结束，还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：

中原强国晋国以智襄子为主帅，进攻郑国，郑国向齐国求救，齐国以陈成子为主帅，出兵援救郑国。

《左传》有一种叙事风格，前面带有预言性质的话，后面都会有相应的事实，用来证明前面的评价很恰当，语言很准确。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 403 年），发生的历史大事只有一件，就是韩、赵、魏三大家族被周威烈王分为诸侯，从此有了 战国七雄 中的韩、赵、魏三个国。

韩、赵、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，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、财富，“三家分晋”，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。

然而，司马光认为，“三家分晋”的意义远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重要。“三家分晋”只是“事实”上瓜分了晋国，形成三个独立政权，而 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，意味着他们在 “名分” 上得到了承认。

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，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“正名”。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，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，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。

也就是说，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，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，把自己洗白了。这就是所谓的 “礼崩乐坏”。

起著（chú）雍摄提格，尽玄黓（yì）困敦，凡三十五年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记录周代历史的这第一卷，开始于著雍摄提格这一年，结束于玄黓困敦这一年。

早在商朝，古人就发现了木星运行的规律：木星的轨迹和黄道带非常接近，木星运行一周天大约要花 12 年。那么，把木星划过的天区平均分成 12 份，每一份就是一年。

只要观察木星落在哪个天区的哪个位置，就能基本准确地解读出当下的时间，这就是古代中国的 木星纪年法。

“12” 因此显得格外尊贵，被称为“天之大数”，衍生出 十二生肖。

古人还把天穹一分为四，称为 “四象”，分别是：

在黄道带上，每一象再分为 7 个区域，四七二十八，就是我们熟悉的 二十八宿。

木星 12 年走完一个周天，每一年走过的区域称为 “次”，就有了我们常说的“次序”、“依次” 这些词。

星次的名称非常古雅：

这就是中国的 黄道十二宫，明朝人曾经用来对应翻译西方的黄道十二宫。

十二宫，再分为四组。四象中的每一象包含三个星次，在这三个星次中，中间的对应三个星宿，两边的两个各自对应两个星宿。这就构成了十二星次和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。 古代占星术就是从这些关系来推衍吉凶祸福的。

事实上，木星运行一周天并不是 12 年整，而是 11.86 年。这就意味着每 12 年就会有 51 天左右的误差。

到了汉朝以后，天文观测才变得精密起来，开始用坐标来标注星次。于是，想像中的星次和星宿对应关系就被复杂的现实瓦解掉了。

古人想出了一个方案：假想天上有一颗星，和木星差不多，但运行一周天恰好就是 12 年。这颗假想出来的星体，叫作 “太岁”。

既然是假想出来的天体，当然可以怎么方便就怎么安排，除了让它运行一周天刚好 12 年之外，还要让它和木星的运行方向相反。

这样一来，太岁的十二星次在次序上就可以和 十二地支 一致了。

地支总是和天干配对的。天干一共 10 个，分别是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

地支一共 12 个，分别是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

古人用天干、地支搭配计时，12 个地支配 10 个天干会余出两个，这两个再从天干开头的甲、乙开始搭配，配到 60 次之后开始重复，每 60 年叫作一个甲子。

太岁的十二星次有一套全新的名字，分别是：

木星在天空运行，天属于阳，所以太岁应该在地上运行，地属于阴。

进一步推演，木星属阳，太岁属阴，太岁的十二星次因此叫作岁阴。既然太岁的十二星次配十二地支，称为岁阴，那么，还应该有一套对应的天干，称为岁阳。

10 个岁阳就这样被编排出来了，也有一套奇怪的名字：

《资治通鉴》就是用这套太岁系统来纪年的，所谓“起著雍摄提格，尽玄黓困敦”。